李财主在门后偷偷地听了以后，便也偷偷地走开了。
原先，他以为那杨商人不过是偶然间才能抢走他的米行生意，可等那商人又将他的布庄生意统统抢走之后，他才真正明白，他是真正的技不如人。
‘你们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生意一天天被杨商人抢走，李财主整天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连忙便将手底下的几个大掌柜和家里的老管家给唤了来，势要论出个出路。
‘我看......要不我们也学学那商人的法子......改变一下店里的经营方式算了......’布庄的掌柜神色有些犹豫，一边打量着李财主的神色，一边迟疑道。
但他刚说完，另一珠宝铺的掌柜便立马摇头否决道：‘不行，他们那经营方式才出现多久？怎么会赶得上我们这用了许久的经营方式？’
几人的意见相左，李财主自己一时间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决定。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吵了。要不便都试试好了。’沉了口气，李财主最终开口道。”
其实，所谓的李财主便好比华夏，所谓的杨商人，便好比那些侵华的洋人了。曾经的李财主有多骄傲自大，此刻便有多为难难堪。
华夏之于那些洋人是什么？究竟是那些仍旧活在想象中的华夏人所想的合作友人，还是他们眼中的一场笑话？他们所谓的礼遇究竟只是出于他们的教养，还是他们真的以为华夏民族是他们真正值得尊重以待的民族？
她不否定在洋人的管理下，租界的法纪法规更为规整公正，人们在租界的生活更为安稳。毕竟谁也不是个傻子，若非如此的话，怎么还有那样多的文人名流选择住在租界？
但是，租界的公平是相对的。华夏人和洋人的地位，本身便是不对等的。只有那样真正大权在握的华夏人，和那些极具盛名的名流、有才之士，才是洋人真正愿意礼待的人。
那么，那些底层社会的人呢？出身于底层社会的人的存在算是什么？他们的结局应当是什么？这才是锦颐想要探讨的问题——
“李财主允许两种经营方式同时存在，但最终，所有店铺的经营结果合算起来，仍旧是亏的比赚的多。
他手下的那些人，是掌柜的，有些想保证自己的利益，轻易不肯尝试任何改变。是劳工的，有些尝到了甜头，便拼命地想往杨商人的手下钻。剩下的有些人，有的对他忠心耿耿，满是热忱的想要同他共度难关，还有的，便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满是麻木。
李财主知道，他不能再这样了，否则他的家业总会有败光的一天。但与杨商人一次又一次的交手中，他失败的太多次了，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还会有战胜杨商人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再生起同杨商人对决的念头了，他的思想从一开始便输了。
第一次，他主动约谈了杨商人，以一种极低的姿态。
他愿意割让一些土地和产业给他，也愿意以极低的租金将土地租借给他，他只希望他能不在打压自己的产业。
缝隙中生存。这大约便是他对自己彼时处境的想法。”
终于，锦颐写到此处，写到李财主与华夏的境遇吻合的地方，她陡然停住了笔——
之后呢？李财主将土地割让、租借给杨商人以后会怎样呢？
大体是会和如今的状况相似吧。底层劳动者仍旧在底层苦苦挣扎，管理层开始生活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梦境中醉生梦死。
杨商人会在属于李财主的土地里为所欲为，会因为李财主的手下不是自己人而施以暴行。强者欺负弱者，杨商人并不以为有什么问题，因为成王败寇。甚至，因为占领了属于李财主的土地和产业，他还将李财主剩下的全部逐一蚕食。
而李财主这边呢？底层人民漠不关心，管理层自欺欺人，最终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李财主失去家产，生活窘迫。管理层失去工作，朝不保夕。
底层人民呢？他们沦落到了杨商人的手下，不仅仍旧在底层挣扎，甚至连性命都成了杨商人用来娱乐的把戏。他们连“活着”都成了最深的渴求，更何况尊严？
“最终，所有人都一无所有，包括性命、包括尊严。”
小说的最后，锦颐如此写道。
她向来是不惮于以最恶劣的想法去对未知的未来加以揣测的，更何况她想激起所有人的共鸣，不施以最为沉重的一击，又怎能见到最为显著的成效？
一无所有，那是最残忍，也是最合理的结局。
作者有话要说： 女主写文的副本开启~~~~
关于女主写的文，因为是作者在写，写得肯定比不上文学大师，大家见谅~
☆、第九章
锦颐放下手中的钢笔，拿起那两张写满了文稿的轻薄稿纸一读再读，直到确认自己已然不能修改得更好了，方才找了一张信封，将文稿给包裹起来。
拿着手中写好寄件地址和寄件人等信息的信封，锦颐站起身走出了房门，下楼找到了李妈，便将手中的信封递到了她的手中：“李妈，替我去将这封信给拿出去寄了吧。”
锦颐找到李妈的时候，李妈手中拎这个菜篮子，恰好是将要出门的模样。她伸出一只手，从锦颐的手里接过了信封，紧接着便又掀开了竹篮上的深色花布，将信封稳妥的安置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