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政府的不妥协，面对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面对国际社会压力，日本一方面作些让步，放弃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另一方面不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于1915年5月7日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
与口头威胁相配合，日本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在山东等地的日军开始增兵，日侨纷纷撤走。给人的感觉，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对于中日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与两国关系均非泛泛的英美两国高度关注。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劝告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英国公使朱尔典也是这个态度，劝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条件，毕竟第五号已经删除。“目前只能暂时忍辱，只要力图自强，埋头苦干，十年以后，即可与日本一较高下。”否则，中日冲突一旦发生，欧美诸国现在无暇无力东顾，吃大亏的还是中国。
英美的劝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决策。5月8日，袁世凯召集各部部长，以为英美等国无力帮助，而中国自身国力未充，难以兵戎相见，只得接受“二十一条”第一至四号部分要求。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地抗议运动此伏彼起，为挽回民心，袁世凯果断立了牌坊，大总统下令将接受“二十一条”那一天作为“国耻纪念日”。
中国被迫接受日本的要挟，确实够耻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在中国转身，甚至改变国体后再次受制于日本呢？当时各界人士最普遍的观点：中国不够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以此为戒，埋头苦干，壮大自己，卧薪尝胆，十年复仇。
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这样认为，就在中日交涉最艰难的时候，一直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年轻政治家杨度，1915年3月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思路。他在此时撰写的《君宪救国论》，深刻分析此次中日交涉历史背景，以为中国此次无力与日本对抗，主要的不是中国实力上不如人，而是中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陷入了民主主义、共和政治的误区。
按照杨度的分析，国家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让人尊敬的强大国家。而立宪，就是国家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越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治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
在杨度看来，立宪、法制，而不是共和，才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制度基础。要想实现立宪，君主，而不是民主，才是关键。一个不可争夺的大位，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权威主义者，才能给国家带来真正的进步，而不是名义的、名词的进步。
杨度名言：“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此矣。”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完成后，并没有公开发表，而是通过总统府内史夏寿田报给了袁世凯。假如这篇文章当即公开发表一定会引起极大争议，那么袁世凯或许会有所犹豫。而由于是“内参”，袁世凯阅读后大加赞扬，以为杨度的方案“灼见时弊”。帝制土地上长出的果子天生就有这土地的基因，称帝之心，人皆有之，没有的是因为没在那个位子上。
国家改制无疑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袁世凯欣赏杨度的说法，但并没有听风就是雨，轻率采纳杨度的建议。袁世凯一方面听任各方面自由研讨，另一方面郑重其事委托美日宪法专家古德诺、有贺长雄进行研究。
就其理论而言，民国成立以来在政治上的困境，当然与国体变更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既然踏上了共和的路，是否必须废除共和，重建君宪?以后世眼光看当然不必，但在袁世凯等人看来，要想克服日本带来的危机，舍此别无办法。
基于这样的想法，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步伐被各方面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但当进入实施阶段，梁启超、蔡锷等人登高一呼，洪宪王朝未及开国而垮台。紧接着，“新青年”登场，新文化开锣，至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中国政治再转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至此，各种制度算是在中国凑齐了。
联邦制，邦联制，军人独裁制，封建帝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制，共和制，议会制，乡党元老制，宗教集权制……
华夏大地上的“万国博览会”，除了汽车，军火，还有制度。
经过日德战争，日本取代德国成为青岛的殖民统治者。最终，青岛主权和山东问题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经过斗争和外交谈判，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主权。然而，日军却驻扎在了山东，不久之后，1928年济南事变，老蒋军事统一全国的步伐到此终止。
济南惨案之后，蒋光头总司令决定暂缓北伐，这标志着蒋放弃了亲自领兵打入北京的计划，也意味着蒋决定暂时延缓对北方的控制，而集中全力于巩固在南方的统治。这一教科书中一笔带过的事件实际对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极大。
毫无疑问，中国的统一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其他世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