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就离开家当兵去了。
当时他才十五岁，所在的部队后来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父亲这个人沉默寡言，平时话不多，也不怎么喜欢随军打仗。只是那世道，不当兵也没别的去处，正好赶上八路军在家门口招兵，我父亲也就随大溜儿，扛起了枪杆子了。
他当了八年兵，后来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混了个连长。
其间回家成了个亲，之后就开始了辽沈战役。他在一次掩护撤退的时候，被流弹炸瞎了一只眼睛。因为他这次掩护全团撤退有功，就被组织上授予了二等军功章，之后又安排到天津警备区做文职工作，当时天津警备区隶属于北京军区。
而我呢，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就出生了，是母亲一手把我带大的，三岁之前连个名字都没有，因为我母亲不识字，父亲又不在家，就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小豆子。
等到我父亲回到家，听了之后，还觉得这个名起得好，就笑着说：“三斗小豆子，强得过菜叶子。不如大名就叫张三斗吧。”
我出生成长的那个年代，正是建国之后，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努力建设祖国的时代。经过**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我高中还没毕业，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就开始了。
老三届，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那一整个时代的代名词。我当时插队的地方是在新疆的库尔勒，那地方种了很多沙枣花，当时有首歌叫《送我一束沙枣花》，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动人的旋律我现在想起来还感觉热血澎湃的。
我们这一批支边的青年都被安排到农二师三十五团，团里给我们安排的任务是看管武器库。
当时一个团的知青，被分为十二个组，我们这个组只有我一个人是来自天津的，其余的人都是上海过来的。
我一个北方人，每天听着他们满口的“阿拉，侬好”别提多别扭了。本来我是打算去陕西，可后来一想，既然是广阔天地炼红心，那就应该走的远些，才能有所作为。
上山下乡的日子，十分无聊。每天除了值班，就是干活。就这么着，我在这千里的戈壁滩上，一呆就是五年。后来因为表现得还可以，也算的上是团里的积极分子。就争取到了一个到工农兵大学学习的名额。
当时全国上下，还没有几个人能到大学去学习。因为那个年代，高考已经停了，那些渴望上学的同志，只能通过群众的举荐，或者领导的安排才能入学学习。
学习期满之后，就要被安排到各个工厂工作。后来这种模式开放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也争相模仿起来。用**的话说，就是把知识用到生产劳动中去。
我当时在大学里学的都是些重型机器制造，而且里面的所有学科都跟工厂挂钩，文化课基本没有。当时根据规定学习两年，两年之后会被安排到厂里上班，充当新鲜血液。
我对那些个工厂什么的，实在没有兴趣，就求我老爹托人，给我安排个别的工作。我父亲在军区的文工团当领导，所以跟当地一些文艺单位的同志们都很熟悉，比如说文化馆啊，报社啊，等等。
我父亲见执拗不过我，就拖人在天津市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给我找了份工作。由于我没有学历，一开始就进入到了考古队的勘探组实习。
考古队八个工作组，就我所在的这个组，最没有技术含量。
说白了就是考古技工，人家专家学者让你挖哪你就挖哪，让你钻哪你就钻哪，只是单纯的体力劳动。
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十八块钱。但怎么说也比工厂好多了，不用每天跟哪些大机器打交道。
当时我所在的考古队里，有位古文字方面的专家，姓杨，大家都管他叫杨教授。杨教授这个人之前，是北大历史系的本科生，是我们考古队最早一批的班子成员，专门负责一些古文字方面的研究。
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我家传的那本前朝的医书。
于是就想着让这个杨教授帮我看看。我家的这本书，我找许多人都看过，可却没有人能说个明白。我父亲在一些大学和当地的文化馆里都有朋友，我也找那些老师学者们看过，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个道道儿。
考古队的工作还算比较清闲，所以我没事就把那书拿出来研究。我们这的资料库也比较齐全，可是至今我还没发现一点线索。
后来有一天我在单位的食堂吃饭，恰巧碰见了杨教授，就跟他说起了我家传的那本古书。拿给他看了看。杨教授是广东人，说着蹩脚的普通话，他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道：“呢本系医书丫，你屋企嘅祖上做啲咩？
我竖起了耳朵，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听明白他说的话，我回答他说：“我太姥爷是大清朝宫里太医的儿子，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这前半部分的确是本医书，可这书的后半部，却又记载着一些奇怪的文字。我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找到，您帮我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文字。”
杨教授喝了口鸡蛋汤，把书翻到了后面。
他瞪大了双眼，仔细地看着。杨教授带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他的脸此刻差不多都快贴到书上了。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这上面写的东西估计不是什么好事。
杨教授皱了皱眉头，表情凝重，合上了那本书，就淡淡地冲着我说道：“小张呀，呢本书我先攞去睇下，过几日重你。”
他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