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大年初六，我就在思量着怎么才能联系上我那帮日思夜想的老同学，我那些同寝室的好友。上学时，有的去过他们家，由于大家都是不同乡镇的，去过的路线也早忘记了。
试着先找焕林吧，焕林家是万古乡的，他在我们中间年岁稍大，处事稳重，上学时我们都唯他马首是瞻。
我们县比较大，有23个乡镇，因为一直求学，周围的村都很少去，别说是其它乡镇了。有的村镇听都没听说过。有的叫法与写出来的字完全是两码事。比如武安寨，家里人都叫它万寨，把武安的拼音连起来读了。没去过也要去啊，想念老同学的劲压不下去。我向父亲问了万古的大致方位，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
大概骑了十几公里，到达了万古乡的地界。一问路人傻眼了，前面的路到达不了，要到达焕林家那个村，不但要折返一大段路，而且要绕小路。这可如何是好，眼看中午了，再想想即便找到了，在不在家呢？等一下怎么返回呢？感觉前面的决定做得太仓促了，等回去找找看谁家有地图再说吧。无奈无获而返。
回到家心情极度不爽，百无聊赖地打开家里的14寸黑白电视机，看起了电视节目。这台电视机也有年头了。记得是父亲带我去集镇卖家里收获的棉花，用卖棉花的钱买了这台电视机。回来父亲母亲还大吵了一架，觉得种点棉花不容易，又得打药，又得除草，既要掐尖，还得摘花，辛辛苦苦几个月才卖一丁点钱，却拿它买这么个玩艺，不值当。我们家里没有其它营生，收入全靠地里庄稼，也难怪母亲急，这下家里又得过紧日子了。
“今天是xxx母亲的70大寿，请收看xxx为他母亲点播的歌曲。”一则点播节目使我眼前一亮：我也去点一首歌，如果他们任何一个看到了，不就联系上了吗。这个办法好，我兴奋得拍起了大腿。
歌是在电视台播的，点歌的地方应该就在电视台。第二天，我带上积攒的剩余不多的津贴费，骑车就去了县城。东问西问，终于找到了电视台，到了二楼负责点歌的地方。
“同志，我想点歌。”我战战兢兢地问。
“先写个点歌单。欸，在那里。”负责人用手指了指右边的台子，头也没抬又继续与别人聊了起来。
“刘焕林、陈广涛、朱林富、姬自亚、张鸿运、莫生辉、和留星，tot寝室的同学们，在此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心想事成，家庭幸福，万事如意。”我把点歌单写好，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交给了那个负责人。
“这个不行，tot不能写。”那个负责人有点不高兴了，“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什么组织呀。”
“不是，这就是上学时我们寝室的英文简写，202寝室，就起了名字叫tot。”我力图他能同意。
“不行，电视台有规定，万一是个组织，点歌不成了串联发信号了吗。必须去掉。”他很坚决地说道。
“好，好，我改。”能点歌才是目的，不让写就算了。
“多少钱？”我想着应该不会很贵。
“50块钱一次。”他说得很自然。
“啊，这么贵！”我听得吓了一跳，不由“啊”了一声。
这怎么行？我兜里的钱只够点一次，我一个月的津贴费也就35元。
“您看，我是一名军人，刚从外地回家，想联系一个老同学，能不能给个优惠。”那天，我特意是穿军装去的，感到穿军装应该好办事。
“不行，台里有规定。”他回答得义正辞严。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在电视下面给多加一次滚动条可以吗？”我很恳切，真的希望他能答应。
“好吧，好吧，看你是个当兵的，也不容易。”他终于同意了，尽管有点不情愿。
有这两次播出，我心想，应该还是有可能有人能听到的。播两次，7个人，14次可能，只要有一个人能听到看到，我们重逢就有戏。
回到家，焦急地等待着。第二天，电视台就播了。关键是能有人看到吗，我的愿望能实现吗？
两天、三天、五天，眼看离回营的日子越来越近，投出的石子却没有任何反应，心里感到非常地失落。
“义牛在家咧冇？”一天上午，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义牛。义牛。”这个声音也很熟悉。我赶快从屋里跑出来，一看，怔住了。
“焕林！广涛！林富！”我大步向前拥抱住了他们。彼此好像遇到了多年不见的伴侣。
“是你点的歌吧，是俺那个兄弟给我说的，他说电视台有人给你点歌，姓郭。我一想肯定是你。我就约上他俩来啦。”焕林高兴地说道。
“是，是我点咧，没想到愿望真实现啦。”看到他们，我也非常高兴。一起下过乡的，一起扛过枪的，一起同过窗的，感情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培育出来的，彼此之间都刻在了对方心里。
通过聊天了解到，焕林现还在河南大学求学，读物理系；广涛已在县电力局上班，他家有点门路，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林富在县城虢国酒店负责后勤采买，他人很实在，平时话不多，但对人特真诚；留星上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毕业后留在了郑州。其他几个有的在上学，有的在外地，还没能联系上。听到他们目前过得都还可以，我心里很高兴。同学幸福了，自己也感到很快乐。分离，是为了以更好的姿态聚在一起，想走到一起，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
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