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五金店是位于宁波路和北京路一带众多五金店的一间，离均臣他们的住处仅几步之遥，门面不大，临着宁波路。店中除了均臣以外，还有比他早来两年的师兄裕元，和比他早来几个月的锦华，除他们三个学徒外，就是职员赵先生，还有两位经理葛先生和陆先生。这段时间，陆先生回乡下办事，不在沪，店里主要是由葛先生坐镇。
大约十个月前，记得是去年处暑的那一天，也就是均臣来到新华五金公司的第一天。那天相当的晴朗，上午十时，由在毛全泰木器公司工作的姨夫陪着来到店中，并带上蜡烛红毡等物，来拜先生。但均臣素无长跪过，所以那“八拜”
之礼，实在使他吃不消。进了店，先生等亦无问一声来历，在吃午饭的时候，一切手续不知道，由师兄们随时指教。吃饭时尚要替先生们一碗碗地盛，之后碗等都要由均臣洗了，还有像拖地板、抹桌、倒痰盂、搓手巾等无数活计，此外，自己洗身、洗衣等，所以第一夜在一切“必作”完毕之后，均臣上“床”睡时已经十二时了。而裕元和锦华二师兄却随时地压迫、恐吓，使均臣呼不出气来。那时并不知底细，若知的话，只要花洋五分，买“吃”的东西，“请请客”就够了。也曾经是殷实之家出来的均臣，从来没受过这许多的苦，所以害了场病，是一种疟疾。那时也得不到店中人们的一些同情心，其苦不堪回味。吃过了“先生”数不清的白眼和辱骂，“师兄”的威武和残酷，到现在总算慢慢地减下去，甚至也能得到些微的信用了。
师兄裕元比均臣大几岁，廿岁出头，早均臣两年入店，个头不高，面白脸阔，虽只比均臣早来沪两年，却周身上下、举止思维已是地道上海人了，也有了些小小的“派头”和“噱头”，而且颇为固执，脾气也是阴晴不定。虽然相处也已大半年了，但仍然时常以师兄自居。就好像今晨，也许是怪罪均臣昨晚的冰结涟，裕元一脸的不高兴。在店里吃早饭时，裕元竟与大家都不说话，明显是针对均臣，均臣想：“大概嫌我‘服侍’他不周到吧，实在是我太不守职了，本想与人为善，无奈倒去得罪了这小千岁爷呢！”虽然平时他与裕元关系处得还好，比如，裕元晚上常以香烟作儿戏而吸，均臣因其是知己之友，故直述利害，裕元也能欣然允诺，并发誓如有同样事件发生当罚洋一元。但裕元是个记仇的人，记得一次均臣不知哪里得罪了他，在裕元帮均臣理发时，他有意寻开心地将均臣后颈之发用剃须刀剃去一寸许，均臣初顺依之，后对镜一照只见一块黑一块白，煞是难看，只好从街上叫了一个理发童子，虽经修理，但痕迹终未没。不过，裕元毕竟是师兄，使些脾气也无可厚非，但随之时间发展，与均臣的矛盾就愈发激烈起来。
葛先生一早就到店了，锦华昨晚没回家，睡在店里，一个早上都伏睡在桌，熟睡不醒，说是前星期忽患寒热至今尚未愈反而加剧。这两天他一直默默不言，行动上也驯服许多。葛先生问昨晚为何没回家睡，原来他家里昨天来了位从宁波乡下逃亡出来的乡居邻人，葛先生又问锦华今晚有没有住处，答曰没有，葛先生立刻叫人设法安排，并让他多休息几日。葛先生就是这样的人，有些小孩的稚气，忽然和蔼可亲，忽又凶势怕人。在他乐的时候，做生意样样很兴奋，但在颓气的时候一切怒愤都出在别人身上，令人可笑。葛先生大约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的样子，马脸带灰土色，长隆鼻，三角眼，眼光尖锐刺人。
赵先生也是一早就到了。赵先生是个表面很熟络的人，廿几岁，很成熟，见了生人又热情又关怀。均臣刚入店时，他和蔼可亲，一派江湖义气，毫无架子，使均臣倍感亲切，便也随着葛先生陆先生一起叫他为“老赵”，结果遭到葛先生私下里好一顿数落，于是从此改口叫“赵先生”。但渐渐地发现，赵先生不过也是个金钱的奴隶。比如前次与日本人的青木洋行一票卜申[1]的生意，是由赵先生采办的，店中给他洋180元当作犒赏，所以这些天他特别地兴奋。早上赵先生一进来就指高气昂，谈笑风生，没坐下来多久就马上端正衣服准备出马再做多几单生意，兴冲冲的一付准备发大财的模样。
葛先生刚坐下就安排均臣送白布二疋至新关给黄埔马达公司的人。均臣先往附近的万大行，提了两打广竹扫，准备顺带到新关后，再送到百老汇路的aor
house。出了万大行，准备乘车去新关，但法租界的车子很少，路过不少空车，均臣见着就喊停，但没有一辆停下来。后经询问才知，原来这些车子因为没有公共租界执照所以不能通行，而公共租界的车牌子是白色的，法租界的车牌是蓝色的，刚才没停的车子都是蓝车牌的。终于见到一辆白色车牌的有轨电车，这是一辆由静安寺发出终点到外滩的车子，好在今天车不挤，不然均臣扛着背着这么多东西，如果挤车还真不容易呢。均臣上车后买了一角洋的票，售票员边卖票边高喊着：“各位先生，小心扒手”，均臣下意识地摸了摸装钱的口袋，见到均臣摸口袋，售票员就瞪了他一眼低声道：“乡下里人，当心！”，均臣看看其他乘客，好像根本没听见一样，也没一个捂口袋的，再看售票员肩背的皮袋子袋口也是大敞着，很是纳闷，怎么他们都不怕扒手，可为何售票员要大声提醒大家，而且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