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川十几年前，就是因为想不明白这些问题，才和当地的财主做对，抗交租子，被赶出家乡，四处流浪。到了广西，最后才和一个壮家姑娘成了亲，扎根在当地。
刘大石怕老爹因为不服气而闹开来，他们哪里杠得过曹家？又劝道：“爹，不管怎么样，曹老财只收三成租！我们再使点气力，也能攒下银钱来好买牛。说不准还能买几亩田？咱和和气气种田，有啥子不好？”
刘大川看着孙子孙女懵懵懂懂的脸，这倔老头没吭气，拖着犁耙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才对着儿子说：“我前半辈子，当够了人家的佃户！大石，你以为，只收三成租子的地主，就不是地主啦？土地攒在人家手里，就是阖家的命，都攒在人家手里了！”
但是刘大石不想再奔波了。
他上边要养一个老爹，下面还有四个儿女。他一心念念着曹家的“三成租”，“三成租”。似乎把这三个字，当作了救命的稻草。
于是，就做了曹家的佃户。
曹家是和蔼人家。说了是三成的租，就是三成的租。
于是，刘大石就对他老爹、妻子、儿女说：“看，日子也过得下去。”
只有刘大川，有时候闪过悲哀的冷笑，不吭半声。
过了一段时间，农忙的时候，忽然，曹家要刘大石带着他儿子去曹家做长工，帮忙做晒谷、祭祀之类的杂活。
刘大石不去。
曹老爷派人来说：“你不去，那就加租。”
刘大石无可奈何，只得和老爹、大郎去了。家里的活就全交给了云娘、大姐。
这一做活，就做到了农忙时节都结束了。
少了两个最大的劳壮，这一年，有不少庄稼、茶树，都坏了收成。
但是这一年的三成租，依旧得一份不少地交。
自此后，平日里，曹财主家就经常派人来叫刘家人去他家做工做杂役——没有报酬。
甚至连小小年纪的三姐、四弟，也得被指派着去喂牲口、煮茶。
又一回，曹家太太喊着要喝茶。曹老爷听了，就派人到茶园里，见到正在采茶的李氏，刘大姐。就从她们手里硬拿去了一担香茶。
而今年收获的香茶，约莫只有六担。
李云娘求道：“老爷，老爷，你行行好！今年还没到交租子的时候，这香茶是我一家拿来维持生计的，你如果拿走了这一担，只是千万要算在租子里呀！”
曹家的管家说：“怎么？我家老爷夫人允许你们住在曹家的私人土地上种田开荒，而只收三成的租。三成租啊！天底下这样的善人，难道还有？怎么拿一点你们的茶去喝几口，就算抵租子？你们家，也太忘恩负义了一点。你们要是不愿意，告一声老爷，谁还拦着你们走不成？就搬走罢。”
在慈眉善目的管家谴责的眼神里，李云娘愣住了，念着那个“三成租”，“大善人”，又念到了“搬走”，她讪讪的，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
从此后，大凡曹家要喝茶，就直接从刘家的茶园拿，而并不算在租子的账上。
这样一年年的，明明只交三成租子，不知道为什么，刘家的年景，却似乎一日赛一日坏起来了。
到最后，从原先的还有一天几顿窝窝头过年还有一点白面，变成了一天几碗清汤水。
大郎因为给曹家白天打草挑水做工，晚上还要推磨，去给一个地主放牛的时候，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没有这么多精力。结果打了个盹，放丢了一头牛。
那牛群的主人因此把大郎打得遍体鳞伤，丢回了家。
而刘大川，年纪大了，一次下水田，得了大肚子病，整天只能勉强躺在炕上。
因为总算吃不起盐，大姐也得了大脖子病。渐渐得上不得山砍柴了。
药太贵，盐、茶，不知啥时候起，也都买不起了。总是得向曹家借债。
债，一层层往上滚。
很多年后，三姐回忆起来，总记得，就是那几年，从不供神的刘大石，也开始求神请神婆了。
那是一年的秋末，曹家派人来要租子。还来催债。
刘大石哀求：“老爷，老爷，你是慈悲人，你是善心人！你宽限宽限吧！我家要过冬，几个孩子要吃饭，还要给爹和大郎、大姐看病，我求你，我给你磕头，给你磕头！”
他的头磕得砰砰作响。
几个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跟着一起磕头，步步近前向那一行穿绸的人哀求。
跟着管家来收租的是曹家的一个年轻少爷。
刘家这些底下的乡下人，常年下田，即使再怎么搓洗，脚趾甲里，手指甲里，泥垢依旧好像一辈子都洗不干净。
他们瘦，黑，没有洗牙的盐，最多拿树枝刷一刷。很多人鞋都没有，赤着脚。由于常年和粪便、田地打交道，身上总有一股粪臭。
睡的是破稻草，住的是一下雨就化的土屋，地上都是烂泥。身上的衣衫，居然非常有伤风化，那洞破到，连几个女的都是不知礼数地露这露那的。
唯一值钱的，就是几样农具。
曹少爷头几次来收租，就知道乡下人大多满身是病。
再看这一家人，自然也不例外。
那个老的身上油垢污泥得有一层！那个女的，居然长了个癞头疤。
几个小的因为经常替别人家喂牲口，主人家就叫他们这些省地方的小孩睡在畜生棚里，皮肤上被虫子咬的稀烂，头发黄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