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张东皋鉴定完毕，于宗文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是《五王醉归图》吗？”
“不错，这确实是元代任仁发《五王醉归图》真迹。”有幸鉴定这样一件国宝级的画作，张东皋的心情也很激动。
于宗文皱眉问道：“看上面陈继儒的题跋，这幅画应该是唐人所作，我本来以为任仁发的印鉴是鉴藏印，难道不是吗？”
任仁发虽然是元代名家，但如果这幅画是唐人真迹，价值肯定还会更高。
在这幅画上，陈继儒题跋为：唐文皇石刻昭陵六马，故子孙多马癖，代宗有九花虬，德宗有神智骢、如意骝。饰以黄金勒，控以紫玉鞭，豢以一品料。故其图流传人间，歌咏不绝。此卷唐人笔，题跋剪截已去，幸人马尚尔平安，无锡王麟郭先生世藏，其孙福州守曼浤公能永护之，环回谛玩，姿态毛骨如生，所谓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天上。定为曹霸所作，即公麟辈未能与之绝尘而争驱也。云间陈继儒题于顽仙庐。
如果按照题跋来判断，这幅画应该是唐人作品，难怪于宗文有所疑惑。
张东皋解释道：“陈继儒认为这幅画是唐人所作，这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同时像你一样，误认为任仁发等印为鉴藏印。”
接下来，张东皋给出了详细的解释。
从《五王醉归图》鞍马及人物服饰的解析看，整个鞍马的造型上、马饰上，以及人物的衣着上，技法上和渲染上，都完全的续承了唐代人的风格特征以及时代特征，再加上明代好古之风盛行，许多风格高古的作品，都喜欢把年份提高上限。
其次是古代不便利的地域条件，得见名迹的机会十分难得，陈继儒的《泥古录》是陈氏艺术鉴赏类的随笔集，并未记述过任仁发，连王永吉也不识任仁发，直到看到了李九疑《紫桃轩杂缀》才识别，更何况其传承下来的真迹的风格面貌，所以误以唐人笔，确实情有可原。
而在题跋中陈继儒也明确的叙述道：“姿态毛骨如生，所谓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
“渥洼”为天马的故乡，位于甘肃敦煌市，唐代有卢纶《送史兵曹判官赴楼烦》诗：“渥洼龙种散云时，千里繁花乍别离。”而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和他的学生韩干，都是以画渥洼、騕裛产的名马着称于世，陈继儒题跋也间接的说了“渥洼之状”、“姿态毛骨如生”这种唐马的特征，非常符合曹霸和韩干笔下的马，这种先入为主的思想使陈继儒写下了这段题跋。
误认为任仁发等印为鉴藏印，这和鉴定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元明有很多知名画家对任仁发有很详细的诗文记载，所以陈继儒对于此卷上面的“任氏子明”、“月山道人”是谁肯定是熟知的。
然而，陈继儒应该并不熟知任仁发绘画，印章落款的常识也有所欠缺，所以才有了误判。
由于任氏家族在朝中缺乏地位，所作贡画，亦未受到元帝激赏，他们的人马画风在元代未能形成超出家族以外的辐射圈。元末明初，只有任氏的后裔及少数师从者传摹祖风，此后，趋势枯竭。
任氏家族在元末的声望如此之小，以致他们的同里夏文彦似乎把他们一家都给忘了，没把他们收录在《图绘宝鉴》里。
这说明任仁发画马的艺术面貌进入明代以后，对于非鉴定收藏大家曾了解以外，世人在对他的面貌认知上是非常陌生的，都是从典籍的记载中有所了解。
张东皋给出的鉴定解释太专业了，于宗文等人都大为佩服。
张东皋说的兴起，进一步解说自己的鉴定理由：“这幅画的鉴定，其中装裱和纸张的鉴定也很关键。”
张东皋首先分析解说装裱。
清初宫廷收藏的主要来源，是把民间著名私人藏家如梁清标、孙承泽、耿昭忠、耿嘉祚、索额图、安歧等人的收藏纷纷归入内府。
此卷现存的面貌除了包首破损被更换过，其余大多保留了清宫原来的装裱，签条、前隔水、引首纸、以及后面拖尾的纸张都是清宫特有的材料，前后隔水保留了原装的云鹤纹绫子，这种云鹤纹绫子在梁清标、耿昭忠旧藏中经常使用。
而以上对比的诸卷，也都是清宫原裱，以下是《人马图》、《张果老见明皇图卷》装裱面貌。《五王醉归图》还随附有宫廷原装玉别子。
然后他接着分析解说纸张。
年份鉴定是古代书画鉴定中最复杂最难的，无破坏性的鉴定方式，一般凭经验，凭眼力，有经验者主要看材料、包浆、绘画风格。
材料到代也未必就绝对是真迹，因为不排除后人也可能用古代材料作伪，但材料不对则肯定不对。
并非每一种材料都可以准确辨识，但幸好《五王醉归图》用的纸是相对容易辨识的一种。
有经验的鉴定者可以从此卷表面的质感、细密、包浆、成色判断出这是宋纸，若对光看帘纹，则更容易判断。
由于造纸技术的变革，唐宋的纸张抄纸用的竹帘绑线的间距较宽，古人用来辨别宋纸的一个口诀就是：“宋纸帘纹二指宽”，也就是对着光源看帘纹绑线的距离有两个手指的宽度，到了元明清帘纹大概就只有一指宽度。
元初基本还能用到宋纸，比如赵孟俯有不少纸本画作是画在宋纸上，到元末基本就没有用到宋纸了，一直到明中期发现了一批宋代留下的写经，具有代表性的是金粟山藏经纸，用宋写经纸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