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每次去宁江府抢，为什么那么顺利，还不是有当地人给带路，那宁江知府就是个傻子，前两年我们抢山东边的县，兄弟们都没打进去，最后无功而返，结果那知县报给知府说我们洗劫了他们县。
那傻子知府不找人去看就信了，免税两年税不说，还给钱安抚，全县人都乐傻了，开了这个口，隔三差五都有人盼着我们去抢，到后面有些县甚至找人来跟我说话，给钱让我去抢，还有人带路，哈哈哈......
你说他怎么治，就是他皇帝爷爷来了也没法。
真抢的是江宁北边那片，那些狗日的当年杀我们父辈，男女老少都不放，我们跟他们是血海深仇。
过两天找人问问，那个平南王哪天上任，那几天避下风头就行。
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孩，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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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大船出开元，要过一次市舶司的检。
也只有进出开元的船都要受检，因为这是京城事关皇家安危。
市舶司官吏知道这是王府大船，所以向来不会为难，李新洲又是新军指挥使加枢密院身份，在船上加装武备也合法。
但带兵却有严格要求，即便他是平南郡王，冠军大将军加京北转运使，五十人以上的军队调动需要出示虎符，他自然有虎符。
平南王北上天大消息，市舶司也知道，看虎符只是走个过场。
十几名官吏上船，象征性的游走一遍，然后便下了船，开示过检文书。还有五六名官吏要北上，想乘船，他也答应了，可李星洲总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又想不起哪里不对。
除此之外，市舶司管的主要是对外国贸易。
宋朝时对外贸易非常发达，景国也是如此，虽西夏的存在阻断西北丝绸之路，也正是如此，加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使得海远发展起来。
更多船只出海，更多商人和东面的倭国、高丽、西亚众国通商。
而市舶司，起初就是为管理那些出海商人而设立的，督检京城船只只是后来加进去的次要职能。
景国重最要的贸易伙伴是高丽、辽国、西夏、大理和倭国。
日本在汉朝时期受汉皇帝封为“汉倭奴国王”，又在三国时期收魏国皇帝封为卑弥呼，既亲魏倭王，那时候中央帝国力量强大，不止倭国，很多附属国也老老实实。
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从汉到唐朝，倭国日益强大，野心也随之壮大，开始逼迫朝鲜半岛的国家纳贡。
那时候唐朝正好把百济打到几乎快亡国，倭国觉得时机到了，是时候扶持百济，从而主导地区形势。
但没想到的是踢了铁板，唐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一战，大败兵力是他三倍多的倭国和百济联军，随后百济、高丽灭亡，朝鲜半岛只保留下站在唐军一边的新罗国。
倭国那时开始学习唐朝文化，学了一些汉字之后，觉得倭国不好，是蔑称，改了国号，还请示过唐朝皇帝认可，想让唐朝称他们为日本。
其实当时唐朝并未怎么看重倭国，所以也没有太过在意，口头上答应，之后还是一直叫倭国。因为唐朝最盛时疆域一千两百多万平方公里，从头到尾灭亡的国家叫得上号的就有接近三十个，还有更多西亚一代类似部落的说不上名的小国，自然也不会在意。
但有趣的事情在于，宋朝对外贸易发达，而高丽，倭国等因为惧怕中国实力，所以对外贸易的态度采取消极防备的态度，虽然开放贸易往来，因为不开放会得罪中国，那时很多倭人对中国的印象，因信息交流困难的缘故，还留在赐予倭国称号的强汉，还有打得他们头破血流的盛唐之间。
所以对待贸易，既想保守排斥，有不敢得罪。
这种态度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明朝开始，对外贸易的态度反过来，反倒是中国变成保守的那方，开始设海禁，不设海关。
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衰落的额根自清开始，其实并不是，因为明清一脉相承，如果说清有问题，那也就是说明也有问题，二者都是高度集权到扭曲的帝国。
这和之前的所有王朝都是不同的，宋朝及其之前对外贸易的开放态度，和明清对外贸易的保守打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也因为高度集权的中央对海权的畏惧和不安。
海洋就是权力的真空，在那里，别说皇帝，天皇老子都管不着，这种情况下，皇帝当然不安，对于权力的不安，带来的就是海禁，闭关锁国。
如果在宋、唐、汉之类的朝代，很难出现这种局面，因为那时“忠义”并不盛行，想要形成明、清那样的高度集权是十分困难的，很多时候几个丞相，大将军等的权力都能制约皇家权力。
到宋朝，商贸之发达出乎意料，根据记载与宋朝贸易的外国有再录名字的大大小小六十多个，但宋朝打仗的本事和他们经商想比却真的是惨不忍睹，大概是因为文悦武嬉的风气影响。
李星洲叹口气，下其实比起明清算是一个更好的时代，中央集权远远不如那时，现在皇帝即便强势，但冢道虞，德公等人都能节制。
世上没有绝对的是，事情也不是非好既坏，比如争权夺利，争权夺利在很多人看来都是贬义，可恰恰只有权力的争夺才会有制衡，一旦权力失去制衡，变得至高无上就是最坏的结果。
一提至高无上，人们就会想到皇帝，但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人们生活的时代更加靠近明朝和清朝，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