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蔡卞因为要替在元祐元年过世的王安石守孝，所以，延迟了一年追赶自己兄长的脚步，在元佑三年被贬到了海南，去接替高遵裕走后一直留下的位置。
蔡确已经病死在贬所，他被贬的原因，表面上还是因为几首被认为是诽谤皇帝的诗，后世史书上称其为‘车盖亭诗案’。
这件事是蔡确的仇人吴处厚揭发的。
说起来，蔡确遭难，这件事还是他自身的原因。年轻的时候，蔡确曾经向吴处厚学过做赋，这么论起来，吴处厚可以算是他的老师之一。可是，后来，蔡确得势，当时丞相，吴处厚就向蔡确求援，想要得到一定的官职。
没想到，蔡确却根本不理会吴处厚的请求。反倒是王珪将吴处厚提拔为大理丞。王安礼和舒亶在朝中互相攻击，此时交给大理寺审理，吴处厚知道王安礼和王珪的关系很好，而舒亶却是蔡确的人，便抓住了舒亶的一个错处，即舒亶一直在非法盗用公家的灯烛。
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可是，在二位官员发生争执的时候，对有污点的官员无疑是致命一击。所以，蔡确便暗中派人向吴处厚求情。结果，吴处厚当然不会理蔡确这个翻脸不认人的学生了。
因为这件事，蔡确几次三番想要从朝中赶走吴处厚，可却因为王珪的阻挠而没有得逞，不过，蔡确却一直在阻挠王珪想要给吴处厚升官的打算。
后来，蔡确终于找了一个机会。
宋神宗驾崩之后，王珪就任山陵使，用吴处厚掌管奏疏。可那个时候，王珪自身也已经病重，没多久，蔡确就接替了王珪这个位置，他利用自己山陵使职权，终于将吴处厚赶出了汴梁城。先是让他任通利军知军，而后，又转为汉阳知军，记住这个地名。
对于这件事，吴处厚非常的愤恨，可是，这个时候，王珪已死，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些人又看不上王珪以及他的那些党羽。这位蔡确的敌人自然也就回不到中枢。
不作死就不会死，这句在后世鼎鼎大名的话，拿来说蔡确非常的恰当。
没过多久，蔡确也被贬出汴梁城，他先是就任陈州知州。不久，又改任安州知州。陡然从相位跌到地方官，蔡确一向心高气傲、权力**非常重，他这个时候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苦闷当中，他在游览安州车盖亭的时候，秀美的山光水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一气写下了十首绝句。
真是绝句啊！
惯例，每年，安州有静江厢军，其中一部分应该戍守汉阳，蔡确坚决不调遣。表面上知州的官职大于知军，可是，两人却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蔡确这么做无疑是大大的坏了规矩。
积怨之下，吴处厚便用这十首绝句将蔡确告倒了。
所以，这件事说起来，蔡确被贬岭南虽然是个必然的结局。可吴处厚做得并没有错，唯一错的地方，就是他再一次利用一个文官的诗文来整治自己的政敌。
乌台诗案的影响还未散去，吴处厚这么做无疑是要引发又一次的文字狱。
这之后，蔡确被贬到了岭南，死在了贬所。吴处厚也达到了他报复蔡确的目的，而且，还被提升为卫州知州。可是，他帮了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么大的一个忙。那两位宰辅为什么没有将他提拔到中枢中去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三旨宰相王珪这个宰相当得实在是太丢人，让之后就任这个位置的人都羞于提起他，所以，他们也自然鄙夷那些投靠王珪的大臣。
第二、用诗文攻击文官，这可是文官的大忌。
就像蔡道当初在宋神宗面前说得那样‘我大宋，以文立国，各朝皇帝都是优待文人。如果单从其作品当中断章取义，就说其人谋反，开此先例，长此以往下去，还有谁敢继续写诗作词。
乌台诗案中，苏轼获罪并不在那几首诗词当中，而是在于，苏轼对新法有怨言，有疑问，都应该向王安石，向皇帝上弹章直接议论这件事，而不是像他那样，私下里在书信、诗词中抱怨这些问题，说得重一些，他这么做，根本就是在暗地里交结党羽。
因此，吴处厚这样的做法又一次开启了文字狱这个潘多拉魔盒。朝内位的那些士大夫们从此都害怕并厌恶他，文彦博和吕公著也都是文臣，自然就不会提拔这个小人了。
不久之后，吴处厚也在郁闷当中黯然去世了。
其实，吴处厚当初弹劾蔡确的时候，完全可以用蔡确私自扣留戍守汉阳的静江厢军这件事情弹劾他。弹章中就是告发蔡确私自扣留军卒，阴图不轨，这些罪证也是蔡确他自己作死，做出来的行为，别人也无话可说。何况，文彦博和吕公著也一直在找借口把他贬到岭南去。
可惜，吴处厚偏偏就触动了这个文官之间的禁忌。
章惇就比蔡确和蔡卞要幸运的多。他在元祐元年，同蔡确一起被贬出京城，这个时候，刚刚赶上他的父亲过世。即便文彦博和吕公著再怎么憎恨他，也不能阻止人伦大孝。况且，父亲不同于岳父，蔡卞就是赖在王安石的坟前，也顶多只能守孝一年，而章惇却因此躲过了保守派的倾轧，整整三年的时间。
后来，章惇虽然也被贬到了岭南，但这个时候，已经是吕大防、范纯仁和苏颂秉政了，这三位大臣相对于吕公著和文彦博，对于变法派的大臣还算是比较宽仁的。
而且，章惇这个人一向胆大，本身就是八闽人，又曾经就让于荆湖南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