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毅将自己拟定好的参政院制度交给内阁的众人过目,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应。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沒有出现类似的政治制度,但毕竟商毅对这个时代的欧州议会,以及古罗马时代的议会制度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因此几位内阁成员,包括大部份的官员,对议会制度都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中国人的理解实力从来就不差,尽管参政院的形式的运行方式,实际己经很接近于近现代的议会,但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参政院目前的功能只是参政,并没有立法权和决策权,说直白一点,也就是像内阁或商毅提出一些建议,供他们参考,至于内阁或商毅釆不釆纳,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由于议员资格必须都是非政府官员,也就是全部来自于民间,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实际就是一种变像的向民间求言方式。
向民间求言,在明代以前中国历朝都有过。有时是皇帝下旨向民间征集言路,也有的朝代设有专门的机构,都是表示皇帝开明布公,广开言路的治国理政态度。从一定程度上说,也能反应一部份**民情。
在秦汉以前,这种民间直接对皇帝上言,或皇帝主动向民间征言的事例发生的比较多,这是因为当时的官员选拔制度并不建全,一些真正有才学的人找不到出头的门道,直接上言也是一种机会。由其是在战国时期,有不少人就是借这一途进,凭借一笔文章,或者自己的著作,一举由民间进身入朝堂,实行从平民到官员的华丽转身。
但这种上言制度毕竞太不规范,又过于片面,而且也有不少人s为得到晋身的机会,故意标新立异,或夸大其词,或愤世嫉俗,或阿谀奉承,在秦汉之后,靠这种方式晋的例子己经大大减少了,而唐宋之后,甴于科举制度形成,官员选择已经进入一个比较良性的循环,因此向民间征集言论的像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到了明朝,干脆就取消了向民间征集言论这一制度。而清朝走得更为极端,连四品以下的官员都不许直接向皇帝上书。但能通过科举做官的读书人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官能做得长久的则更少,而士大夫这个阶层历来都有议论朝政的习惯,由其是在宋明两代,太学生、士大夫一直以来都关注着国家的政治局面,也出现过不少由士大夫一层发起,影响国家的政治决策的事情。
在明朝,由其是在明末时期,各种书院、学社都是士大夫们议论国策,发表自已政治观点的场所。比如最著名的东林书院,在形成之初,顾宪诚、高攀龙等东林首领就是以在野的身份,影响着国家政治。在后期还有复社、几社等组织。
虽然现在南京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很强,在统治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类似东林、复社这里有广泛影响影响力的组织,但在时局稳定之后,类似的组织是肯定会出现,除非商毅也学后世的清廷一样,规定三十人以上集会者,既为非法。
其实像东林也好、复社也好,本身并不可怕,而且出现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如果运用得好,还会对国家政治起到相当的监督作用,关建是怎样加以引导和控制,一是制定一个大家都尊守的规则,二是不让一方独大,形成几方势力互相牵制。但在这方面,明朝显然缺乏足够的经验,而当时的万历皇帝,釆用的又是一种最消及的对策,干脆不理事,结果造成本是可以控制得住的局面,却朝着无控的方向发展,最后到了真的无法控制。
和明朝相比,在商毅来到这个时代之前,就是一个政党林立,各类政团、社团组织遍地的世界,因此商毅这方面是有足够的经验。设立参政院也包括这个目地,不是想议论朝政吗？不是要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吗？那就全部都集中到参政院来,可以在这里尽情的表达。但想要让政府釆纳你的意见,对不起,请先说服其他议员,至少要获得半数以上的人同意。
因此这就不是靠什么标新立异,愤世嫉俗,或者是大讲仁义道德,就能够说服其他人,而是要拿出切切实实的理由,照顾多方面的利益,至少也是大部份人的利益,才能够通过自己提出的议案。而且內阁和商毅还都有权力,否决参政院通过的议案。
本来这一条是让商毅觉得最心虚的一点,因为这就意味着现在的参议院,实际的参政意义几乎等于零,只要是通过的议案不合内阁,或商毅的心意,就可以立马否决。但却出乎商毅意料的是,谁都没有对这一点提出质疑,相反都认为是理所当然。在这个时代来说,君主否定臣下提出的建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需要任合理由的。
弄明白了这一点,商毅也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也不知道该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内阁通过了成立参政院的决议之后,商毅立刻命人去请吴甡、史可法、黄宗羲、姜日广、高弘图五个人到自己的王府来。
南京失守之后,在浙江定居的前明官员有二十余人,在商毅迁移到南京之后,有一部份留在杭州,也有一部份被商毅请到南京来。这五个人就是被请到南京来的一部份之中。因为他们五人在前明遗臣中的地位比较高,而且在士大夫阶层中,也俱有比较高的声望,如果把他们都拉进参政院来,对商毅和南京政府的声望,对士大夫阶层的认同感,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参政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官方机构,不算官员,他们加入进来,并没有太多的心理障碍。
按照商毅的想法,这些人将不做为各地推选的参政院议员,而是由内阁出面邀请的第一届参政院议员,同时还打算让他们担任执委会的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