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继位一年多了，看样子不象赵曙那样胡干，而且韩琦也下去了，有一个人坐不住，富弼。
他要出来，会有多少徒子徒孙做说客？
赵顼立判汝州，就在洛阳的南边，当然这是一个过渡，开玩笑，富弼想出山做官了，怎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汝州知州？
临任前，赵顼将富弼先召到京城。
王巨说了一个文韩富，但中间涉及的太多了，王巨没敢深说，起的作用小坑文彦博一下，顺便给赵顼提一个醒。
因此在赵顼心中，富弼还是一个谦谦君子的。
富弼的腿不大好，赵顼让富弼的小轿子一直抬到大殿殿门口，再让其子富绍庭扶着参进，并且下令勿用参拜，就这样坐着说话吧。
赵顼问治国之道。
富弼答道：“人君之好恶，最好不让人窥测到，可窥测则奸人会以傅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善恶皆所自取，陛下再根据其表现诛赏随之，则功罪无得不其实。”
“咦，富公，你说的，与另一个说得真的很象。”
“另一人？”
“另一人也说过，上有所爱，下有所喜，故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许多隋朝大臣事隋炀帝谄媚，事唐太宗却以耿直著称。国家现在最困难的就是财政，但他劝朕莫要急躁，喜怒哀乐更莫摆在脸上，否则下面官吏为了迎合朕，会敛苛百姓，以得财为政绩，会害了许多百姓。”
“此人是谁，天见可怜，我大宋岂能缺少人才。”老富同志一下子激动地站起来。
“他在主持郑白渠，正在渠工上。”
富弼又坐了下去。
那小子啊……
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赵顼又问边事，富弼答道：“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原二十年口不言兵。更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明。”
赵顼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于是又问：“治国何为先？”
“国家内部安宁为先。”
富弼的意思，皇上，你想治好国家，不能打仗，最少二十年不能打仗。没有军事上的浪费，国家财政就会好转了。
如果王巨推动不起来历史，这段对话就会很有名气。
不打仗，国家敛财就不会那么急迫，王安石就不会“祸害”国家。因此治国之道，必须以和为贵。
很熟悉的一段对话，正是司马光那个意思。臣不是反对用兵，但想要用兵，国家必须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才能用兵。
关健问题一。能不能实现这四化现代化，实际史上文景之治，汉宣之治。开元盛世，还有宋真宗的咸平之治，几乎是封建时代内治的巅峰。然而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文景之治，若是没有问题，那来的七王之乱？
生产力决定的结果！
实际这些小载面的内治，凭良心说，它们已经胜过了后来的所谓美帝治理，或者其他的什么小康社会。与什么封建主义无关，它们高度就是那么高！
然而得要想一想一亩地产量只有两石。一斗粮食运到陕西前线，得要四百文的运费。如何能实现司马光的那个大治大同？
因此只有一个结论，一辈子苟和吧！
还有一个例证。宋仁宗倒是四十二年不用兵，当然用了兵，不过与辽国没有用兵，庆历宋夏战争后，除了侬智高之乱后，几乎就没有大的用兵了。结果呢？国家有没有真正富强起来。确实是富了，但有没有强？
问题二，就算宋朝想和平了，比如宋英宗，虽然他严格说是好战派，但最终选择的是苟和，开放互市，重新给岁赐，然而换来了什么结果？这是边城争气的，否则庆州都危险了。
就这样，古渭城北面的那个西使城，宋朝不难受？
所以王巨给了一个合理的答案。
首先就是积欠的问题，地方欠积分为三种，一种向富人的借款，这个很早就有了，如大儒王禹偁担任长洲知县时，宋朝第二次北伐开始，为了筹集军费，横征暴敛。王禹偁便向富人借钱，替百姓熬过这一难关。类似的事例很多，例如赵祯向长安李员外借钱二十万贯。有的还就还，没的还，以后赐一个阶官，算是还了。
范仲淹也不想卖官啦，逼的。
特别是治平元年与二年，全国大水灾，朝廷又没有钱帛赈灾，各地官员只好大量借债。要命的是这些债务不规范，反正是空头支票，以后还不还还要看情况，因此往往借一贯钱，能开出三贯四贯的空头支票，无疑加重了积欠的数量。
第二种是和买和籴变相造成的积欠。
第二种是提前征收税赋。
因此整顿财政是当务之急，不能说这个积欠不还，要还，先从这个提前征收税赋开始，这些人多是可怜的百姓，多一升米就会得活，少一升米就会饿死人的贫困阶层。换作官府，若是百姓积税，还抓到牢房里逼税呢。
其次才是和买和籴造成的积欠，因为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中小商人，实际他们家境也不大好。
至于后面的那个群体，就要看情况了，最少他们不会向朝廷要利息吧。
这是未来若是财政盈余所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适度的用兵。
何谓适度用兵，比如去年就不当用兵。虽然王巨赞成收下绥州，这也是西夏那边更困窘的，否则也不能收。因为大战兴起，以去年宋朝的可怜财政，以及大量的灾民，那会很危险的。
但以后财政缓过来，可以适度地用兵，至少能在边境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