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地区，人们都会发现以不同的家庭行为为基础的权力体制。这些体制不仅影响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会影响到婚嫁的年龄和夫妻间的关系。“这些主要家庭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对应着一个特殊的家庭感情类型……每一
种家庭结构都有其具体的紧张状态和病理形式。”私生子和自杀的比率，暴力的形式，甚至是政治观点，都与这种影响深远的变量有着强烈的关联关系。勒？布莱斯和托德的争论具有高度的示意x，有必要予以简单化，并且我们并非在每个细节上都赞同他们的见解，但是，我们确实承认，我们的分析还不够专注于社会差别，在地区差别上的分析仍然过多。
这个问题部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不过法国民族学校的工作是不容抹煞的，尤其是伊丽莎白？克莱维力和皮埃尔？拉梅森，他们的工作对于本书的课题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他们得出的结果是以广泛深入的司法档案调研为基础的，这可能会使他们过分强调冲突x。不管怎样，对于那种认为传统社会中的家庭生活甜蜜而宁静的观点来说，他们的工作仍是深受欢迎的矫正之道。大量有关文化和结构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均指向社会生活中稳定和不变的东西，其结果就是给人以一种静态社会的印象。然而，19世纪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态的，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社会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既影响到了公众和私人之间的界限，也影响到了生活、感觉、恋爱以及死亡的方式。
确定无疑的是，强有力的凝结因素在发挥作用：法律，机构，语言，差异的压路机——学校，媒介，以及在全国传播“巴黎时尚”的消费项目。首都得到的崇拜和得到的敬畏一样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男人们和其他事物在巴黎与外省间往来穿梭，这种循环方式使私人生活的方式趋于标准化。
然而，对这种标准化的抵抗也是令人惊异地顽强。按照欧仁？韦贝尔的话，这种情况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告一段落。家庭秘密和个人私密继续存在着、变化着，而这些人们几乎难得偶尔一瞥的秘密与私密，正是我们现在所要努力理解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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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1）
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家庭通过生生不息的血缘、财富、情感、秘密和记忆来自我描述、自我思考和自我表现。
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邮政服务水平的提高使通信变得更加方便快捷。到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世纪。经常、定期地接收家人的“最新消息”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1830年4月3r，按照孜孜不倦的“写信专家”乔治？桑德的要求从巴黎寄出的一些“黄s和蓝s的信纸很难看，但是却很时髦”。她每次收到信后总要通过信封上的邮戳来比较这些信寄出的r期和收到的r期。邮递员不仅要对信件进行分类，还要保证这些信件及时送到——火车站的大钟就是他们判断时间的依据。因此邮递员成了人们期望随时拜访的最尊贵客人。
对于在外地上学的孩子，家人都希望他们每周能给家里写一封家书。当甜甜蜜蜜的小两口短暂地分离后，他们每隔两三天就要写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除家庭之外，还有一些远方亲戚，人们就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互通信息。新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往往会在这个时候通告家人的健康状况，还要对过去一年中家人和亲朋好友的生r、去世、结婚、疾病以及升学等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这些都成了信中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就是信件的骨r。卡罗琳？舒塔尔—利奥莱特已经对索米尔一个布尔茹瓦的家庭成员写于1860年至1920年的信件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已弄清了在信中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他发现这个家庭成员基本上不能在信里提到钱、死亡和x。他们确实也在信中谈到了疾病，甚至具体的生活细节，当然还有孩子。而其他家庭关注的则是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戈布里茨家族比较痴迷于教育上取得的成就。母亲与女儿之间的通信一般只写她们的第一个名——艾米莉和玛莎，她们在钱和身体这些事情上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她们谈论疾病与痛苦，但也谈论一些让我们都惊诧的比较下流的话题，适当与不适当的界限总是相对的。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像波西斯所说的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