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卫老师已经又有了一个夫人,是八十年代后期,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她是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比卫老师小十多岁,一直独身。她像一个少女一样爱上了卫老师,在大伙怂恿下,终于成就了这一次黄昏恋。据说婚后两人一直恩爱有加,将积蓄一生的情感都恣肆汪洋地挥霍出来,又浓烈又铺张,让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自己白活了。
电话打过去,一听是“青马”几个,卫老师立时激动起来。
何其业说,来看望您,同时还有一个节目,给您做八十大寿。
卫老师在电话里吃惊地问,我这就八十了吗?我有那么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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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咏临时接到客户的电话,要紧事,急匆匆赶往北京去了。其余的坐了毛子的车,来到卫老师家。
刚到大门口,就看见卫老师俩口子已经站在那儿等候了,远远看去,像两团火。卫老师和老伴各穿了一件大红缎面金祥云纹的唐装,卫老师下身是一条深色西裤,笔挺笔挺的,老伴是一条同面料的长裙,飘飘逸逸的。更让人震撼的是,两人都是一头银发,宛如火中雪山,有一种极强的视觉冲击力。于是大家拼命夸奖这一对老人的形象设计。
卫老师得意地说,情侣装,专门到店里量身定做的。
大家凑份子给卫老师买了一套音响和十几张古典音乐cd,用大红纸扎着抬了进去,像抬一个火红的花轿和一应陪嫁物。
卫老师说,你们真害人哪,我一直以为自己才六十多岁呢。
卫老师的夫人姓赵,大家就叫她赵姨。两位美籍华人是第一次见,卫老师就将他俩一一介绍给自己的夫人。
赵姨说,坐吧坐吧,都站着,看着眼花。
赵姨风度翩翩,神态很年轻。
到底是有了主妇,家里便有了样子。客厅里已是焕然一新,沙发,茶几,矮柜,电视柜,深色原木的,典雅大方。墙上有几幅字画,都是思想文化界几位掷地有声的老人的。
坐下之前,大家嚷嚷要参观一下居室全貌。
卧室已经是那种典型的夫妻房,原来的一套书房陈设搬到那间“旧居陈列室”了。只是那听茶叶,依然放在床头柜上。“旧居陈列室”的那些破烂家杂没有了,成了书房,有两张书桌,其中一张书桌上还有一台电脑。几年前,卫老师有些文章发不了,达摩就给他贴到网上,有一些发在纸媒上的,网上也常有转载,还有各样的评论,加上海内外一些人要给卫老师发电子邮件,传送文稿,这样,卫老师两口子,两个白发老者,就被上网络了。卫老师自诩是中国最老的网虫,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百足”,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来,没怎么用。卫老师说,先抢注再说,这么个好名字,别给人家弄跑了。
大家一边说热闹话,何其业就利利索索地将音响装配好了,放的第一张碟,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播放之前,何其业说,卫老师,还记不记得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有些诧异,不知何其业为何兀然问起这个问题,笑笑说,记得呀,苏联大作曲家,想试探我是不是老糊涂了?
何其业说,还记不记得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记得呀,五四年我去苏联,还听过他们的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奏。
何其业又问,还记不记得,有一年,您谈到肖斯塔科维奇?
卫老师笑笑说,当年说过多少话?不记得了。
何其业说,那一次,我们几个在您那儿谈到样板戏,您说,样板戏中,《红色娘子军》从技术上说,是最精致的,学了很多西方的特别是俄国音乐的东西,很多地方可以听到《天鹅湖》的格局。您还拿了其中小天鹅一段和女战士一段做了比较。
何其业说到这里,达摩也记起来了。那时候,达摩基本上是一个音盲,对于交响乐一类,更是个大白丁,所以卫老师当时说的,他就如听天书了。他们几个当中,何其业对音乐最内行。
卫老师不知何其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是笑而不语。
何其业说,您说,可惜,只学了一点皮相,漂亮的旋律,漂亮的配器,漂亮的演奏,但里面没有灵魂,没有作家的痛苦和欢乐,没有挣扎和思考,空d得很。
说到这里,卫老师激动起来,喃喃说,我当时说过这些?真不简单。
达摩和毛子几个赶忙出来作证。达摩记起来,当时卫老师说,不论在沙皇的俄国,还是在斯大林的苏联,那一块土地上永远都有一批为了艺术,为了真理,不顾坐牢杀头而坚守最后一道底线的作家艺术家,那就是人的高贵与尊严。便是普希金这样的沙俄贵族,也敢写出《致恰阿达耶夫》、《纪念碑》这样直指专制沙皇的诗篇来。像肖斯塔科维奇,外面是希特勒的战争,里面是斯大林的高压,他依然写出了像《第七交响乐》这样真诚不朽的作品。卫老师说,在他最绝望最怯弱的时候,他常常以俄苏的那些作家艺术家自励,他们是自己在黑暗中的一道光。
何其业说,那一次您说,不知道这一辈子,还能不能听到他的《第七交响曲》?
卫老师说,当年在苏联,就听一些朋友说了,肖斯塔科维奇这部《第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