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后《易》学的传授，《史记》、《汉书》均有详细的记载。
在先秦时期《易经》的传授关系为：孔子→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桥疵→馯臂→周丑→孙虞。司马迁和班固二人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基本可信。荀子的《易》学，源于楚人子弓；后来，他久居于楚，其学又传于楚人陆贾、穆生等。
两汉魏晋
最早提出天人相应思想的是庄子。庄子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秋水篇）
汉代是奠定中国思想的基础阶段，以后的任何变迁都是在这个不变的基础上所增加的一些看法和说法而已。
在汉代，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一书中，将易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汇总成为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发展到现在，是与这种深刻地认识是分不开的。同时，董仲舒本身也是儒家、儒门解易的第一人。
司马迁是董仲舒的学生，《史记》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就是来自于天人相应。
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中记录了贾谊和司马季主的一段对话：贾谊说“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也必在卜医之中。”然后问司马季主为什么卖卜？司马季主说：“述而不作，君子之义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 这说明了一点，“顺于仁义”是作为易学应用（包括义理和象数）的首要前提。
东汉经学家郑玄，于《十三经》中注有《周礼》、《礼记》等。
南朝宋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中记载“郑玄拜师”一文：郑玄师从马融，三年不得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等郑玄学成辞归之时，马融便有“礼乐皆东之叹”儒家的学问都传到东面去了，“恐玄善名而心忌之”，害怕郑玄的名声超过他而心生妒嫉。郑玄也怀疑马融派人追赶他，于是就坐在桥下，在水面之上，靠着桥柱，脚穿木屐，马融果然按照旋转式盘的兆象派人追赶他。没找到郑玄，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于是郑玄得以幸免于难。
这个记载说明了三个问题：1、马融的心量极其狭隘；2、式盘的应用在那时已为学者常用；3、郑玄在“易”应用方面，胜于马融。
晋代的家、训诂学家郭璞亦是一位奇才。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其集《尔雅》学之大成，著有《尔雅注》、《尔雅音》、《穆天子传注》、《周易注》、《山海经注》等传世之作。《仙游诗》是其文学代表作，后来启发了我国古代的两大文豪一个是李白，一个是陶渊明。其《山海经注》中的风物记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之一。而除上述成就之外，他又是集中国历代风水学之大成者。其所著具有古代科学和哲理思想的《葬书》、《玉照定真经》等著作都是中国风水学的经典著作。古书记载：郭璞曾受河东郭公《青囊经》九卷，并由是d之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所占多奇验，因此被推崇为东晋以后的中国风水学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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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门易家简史（3）
据《世说新语》“委罪于木”记载：丞相王导让郭璞卜卦，卦成之后，郭璞脸色非常难看，说‘公有震厄’有雷击之灾。王导问他是否有避灾的方法，郭璞‘命驾西山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至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后来王导就听了他的话，照作无误。‘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王敦（王导堂兄）却说‘君乃复委罪于树木’你的灾倒是消了，却把罪推给了树木。
后来，郭璞四十九岁时为王敦所杀。
《晋书？郭璞传》：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大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于是劝帝讨敦。初，璞每言“杀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于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固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住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冈斩之。璞临出，谓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冈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之不得。璞更令寻觅，果于枝间得一大鹊巢，密叶蔽之。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其人辞不受，璞曰：“但取，后自当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时年四十九。
由此可见，郭璞非但预知了王敦谋逆必定以失败告终，而且对于自己之死于逆贼刀下，究为何人构陷、何人行刑、何处行刑、刑场地貌等细节也完全了然于胸，大有慷慨就义的壮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