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才，有李德林这样的文学人才，也有虞庆则、杨雄这样的军事人才，在人员的结构配置上是比较合理的。此外，虽然有一些不可排除的地域和民族偏见，但杨坚能够大胆起用虞庆则这样的“半胡人”官员和李德林这样的北齐系统出身的官员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前面介绍高熲时曾讲过他自称是渤海蓚人，且不论真假，至少有攀附大姓之嫌，并且渤海高姓和北齐也是有联系的。杨坚能够重用高熲，亦是一例。这对隋朝的政权稳固十分重要，也对民族的融合意义非凡。分析到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高熲、苏威、虞庆则、杨雄、李德林五位重臣，只能算是文帝一朝官僚的代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能暂且以这五个人为代表来对隋文帝杨坚的用人之道做一个简要的说明，而非步步为营的推论。复旦大学韩昇老师的《隋文帝传》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证过程，韩老师列出了文帝朝三省长官和六部长官的名册清单，以此来探究杨坚的用人策略，这是更为严谨的做法，对于理解担任三省六部长官的人员变化也有更好的效果。笔者前文提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分析完这五个人后便可对该学说作一个简评。陈寅恪先生在两部作品中讲得很明白，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大体可分为“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关陇物质本位政策”、“关陇地域为本位”、“关中本位之根据地”几种，虽然学术界许多研究者将这几种看作“关中本位政策”的别称或别号，但笔者认为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关中本位政策”所包含的内容。“关中本位政策”包含的内容很广，比如改姓，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爷爷李虎改河北赵郡李氏为陇西李氏，这一点后来被隋文帝杨坚继承下来了，隋唐皇室坚持称自己是弘农陇西人。比如用周制，上一章在介绍裴政时笔者曾引《隋书·裴政传》一段：“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尊古礼。”这实际上是在建立胡汉两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从而组成一个强大的团体。民族的融合是我们讨论隋唐大一统时永远避不开的一个话题。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指出：“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封建国家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起共同的文化认同。比如府兵制，北周与北齐对抗，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于是北周政府放开入伍的限制，组合成胡汉混合的军队，最终演变成为府兵制，《隋书·食货志》言：“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同时，鲜卑族将领统率的兵卒都跟随该将军姓，这对于团结士兵、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为什么南宋岳飞的岳家军和明朝戚继光的戚家军有非常强悍的战斗力？原因就在于兵将一体、兵将一心。当然，府兵制有其实施上的弊端，这一点笔者会于后文再加说明。从大方向上看，“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到唐太宗时期都没有遭到破坏，其所沿用的仍然是宇文泰和苏绰创立起的那一套法统，国家统治集团也仍然出于关陇集团及其后裔。但在一些细节上，“关中本位政策”在隋文帝时就已经遭到破坏了，其后隋炀帝和唐太宗时更甚。韩昇老师在《隋文帝传》中讲：
执政人物的籍贯分别为京兆、天水、华阴、河东、博陵和渤海，其中，天水出身的赵芬和赵煚任期短而手无实权，故文帝时期的政府首脑人物大致集中在京兆到洛阳一线，此其二。这些人（柳机和后期的皇室人物除外）都在周隋鼎革中坚定支持隋文帝，故文帝用人重在政治立场，并不完全固畛域之见。
到隋炀帝时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受后世小说家的渲染，大家提到隋炀帝便能想到评书演义中他与萧皇后的fēng_liú韵事，想到他巡幸江都，开运河去南方观赏琼花，实际上历史上的隋炀帝杨广也是如此，较之杨坚，他不仅仰慕南方的秀美山水、奇花异草、香车美人，更仰慕南方的文化。至唐亦然，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一节中对唐太宗的用人做过统计，亦可证明笔者的看法：
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绝无界限，此一点就其命相观之，即显而易见。今试依新唐书六一宰相表，从即位日起至临终日止，计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许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温彦博（并州人）、张亮（郑州人）、李世勣（滑州人），河东与河南之编氓也。高士廉（北齐之后）、房玄龄（临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征（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马周（博州人）、高季辅（德州人）、张行成及崔仁师（均定州人），又皆来自山东区域者也。
在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说隋唐时的“关中本位政策”已不再是宇文泰和苏绰创立的“关中本位政策”之原貌了，不过我们尚不能说“关中本位政策”已经遭到完全破坏，因为无论是原貌的“关中本位政策”或者是后来稍有不同的“关中本位政策”之变体，其背后所体现出的力求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经济繁荣等诉求皆是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敬仰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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