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元大都的沿途，庐陵人王炎午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敦促文天祥舍身取义。其实他不必如此，文天祥不比他坚决？文天祥一路上服毒，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可劲儿折腾。后来离开了宋朝的土地，文天祥觉得要留着有用之身斗争到底，就不绝食了。一年后，文天祥在一种求死不得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
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公元1283年1月9日）被杀，一共被囚禁了三年两个月。这段期间，元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的条件之优厚、等待的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其它的宋臣。甚至连忽必烈大汗亲自劝降都未能说服他。有人用投降了的宋恭帝的名义去劝降：皇帝都降了，您还扛着干吗？可文天祥坚持“君降臣不降”：皇帝降了怎么了？其他大臣都降了怎么了？国灭了又如何？！我就是不降！他不再为了皇帝效忠，不再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朝廷而抗争，而是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自己的气节而坚持到底。由此可见文天祥的确人如其文，可谓“坚似铁石”！
他死时，上万人聚集道路两旁围观。这是元大都，不是南宋，大多是看热闹的。文天祥从监狱走到刑场，神态自若，举止安详，他问明了方向，向南拜了几拜。行刑官说：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说了可以免死。但是文天祥不再说话，从容就义。年四十七岁。
张弘范虽然把南宋二十万军民逼到了海里，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厓山石壁上，但对于文天祥他说错了一句话：“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在国史？”文天祥被写入了史册，何止“国史”，文天祥的名声超越了古代史，也许比他奋不顾身维护的南宋本身都更有名，几百年后，也许平常人们已经不知道张弘范、伯颜、谢道清，甚至常州之战、潭州之战，厓山海战，可没人不知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这两句诗。而张弘范则在史学家中落了个“为人曲”的名声，即使不是宋人，也被当成了汉奸。
关于文天祥的种种，这个历史中的张世杰和陆秀夫都已经从梦中的片段知道了大概。所以文天祥到达福州时，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张世杰带领着群臣亲自迎接文天祥，称他为我中华之英杰，我朝忠贞义勇之臣，表现出了极为高涨的热情，陆秀夫暗中怀疑张世杰是心中不满那梦中对他排挤了文天祥的记载，刻意改变。文天祥对此十分惊讶，但也深感欣慰。南宋三杰终于聚首福州，而这次，他们再也不是各自为政，有一根无形的线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
初到福州，文天祥海路奔波，疲惫不堪。陆秀夫直接就把他接入了自己的府中修养。两人虽然同科及第，年纪相同，都是四十来岁，但一个状元一个进士，一个因为直言政事，被闲置多年，一个一直在李庭芝帐下做事，并没有过多往来。到临安陷落之前，一片混乱里，两个在朝廷里有过短暂的共事，可并没有过深的结识。况且李庭芝还认为文天祥降了元，到处发消息要人们对这个人防着点，陆秀夫是李庭芝的老部下，按理说应该听老领导的话，可现在对文天祥如此接纳，倒让众人连同文天祥在内都有些不解。当然，只有张世杰明白里面的缘由：那梦里坚定抗元而最后都舍身而死的属他们三个人最为有名，此时不团结一致，更待何时？
等到文天祥休息了几天，张世杰就来拜访，三个人在客厅里，说了些客套话，终于转入了正题，讲了元军三路攻势，和赵宇的北伐。
文天祥为人从来不怕说真话，毫无隐晦地问道：“吾在通州听闻君等与陈公拥益王和广王在永嘉（今浙江温州）立元帅府，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为副元帅，发布檄文，昭示各地忠臣义士紧急勤王，光复旧物。可怎么到了福州，君等立了一位不知所来的赵官家，而檄文也改，变成了暂不勤王，保存实力之语。其中所变为何？”
把这里面的曲折要讲清楚，大概需要半天。陆秀夫沉默，张世杰在三人里年纪稍大一些，就担任了讲解工作：“文公以为，如果吾等立益王，此时可有胜算？”
相对于张世杰对赵室的忠诚，文天祥更在意国家的兴亡。他向来认为南宋的主要问题是内部的混乱，提出了许多当时看来离经背道过于理想主义的建议：比如革除祖宗专制之法——乖乖，不专制，您是要共和吗？通言路、集众思、从众谋——什么叫“从众谋”？就是听大家的话，服从多数。这还了得？没有一言堂了？！他主张用人必须举贤授能（这是古来的老调子），收用君子（就是有品格的人，不是像贾似道有几十个妻妾天天收集宝物的下品之人），起用直言敢谏之士（他自己就是一个，自然是希望朝廷不要这么脆弱，连真话都不敢听）。
文天祥沉思，他其实比张世杰和陆秀夫更容易接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