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
宋仁宗最主要的最为可贵的美德表现是节制，克制，容忍，包容。不光表现为他本人对声色犬马，食色享乐的节制，更是表现在对个人君主权力的自我克制。宽容仁厚，容忍各种激烈的批评意见，虚心采纳言论，哪怕是对他私生活妄加非议，也绝不固执己见，打击报复。“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时人评价“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宋仁宗在位虽久达四十余年，却从无揽权自专的表现，有下面的史料为证。
北宋魏泰《东轩笔录》收录的两则轶事。其一，仁宗“春日步苑内，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热水。’嫔御曰：‘官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掌管茶水的宫人），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其二，“仁宗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夜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近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内每有取索，外间遂以为制，诚恐自此逐夜宰杀，则害物多矣。’”为免旁人受累和开了恶例，仁宗皇帝宁可忍受饥渴，确实难得。南宋施德操《北窗炙輠录》记有一则类似的故事，不过情节更富戏剧性。“仁宗一日视朝，色不豫，大臣进曰：‘今日天颜若有不豫然，何也？’上曰：‘偶不快。’大臣疑之。乃进言宫掖事，以为陛下当保养圣躬。”大臣以为皇帝贪图美色、房事过度，才导致身体不舒服，所以委婉劝皇上节欲。“上笑曰：‘宁有此？夜来偶失饥耳。’大臣皆惊曰：‘何谓也？’上曰：‘夜来微馁，偶思食烧羊，既无之，乃不复食，由此失饥。’大臣曰：‘何不令供之？’上曰：‘朕思之，于祖宗法中无夜供烧羊例，朕一起其端，后世子孙或踵之为故事，不知夜当杀几羊矣！故不欲也。’”宋仁宗对自己的**更是加以节制，以身作则，《北窗炙輠录》载有一事可为佐证：一日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问曰：‘此何处作乐？’宫人曰：‘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宫人因曰：‘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曰：‘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
在朝廷行政事务上，宋仁宗尊重这些机构的自主权，从不越俎代庖，也不刚愎自用。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赵祯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是我们主管部门的事，我们挺负责的，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利？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赵祯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
历代帝王揽权，常用的方法是绕过宰相领导的政府，直接下发“手诏”、“内降”指挥政事。仁宗皇帝并非没有下过手诏，但本意并非出于揽权之意，而是由于仁宗皇帝“帝性宽仁，宗戚近幸有求内降者，或不能违故也”，有些近臣向皇帝跑官要官，仁宗性子软，不好意思严词拒绝，只好下一道手诏，请宰相给予破格提拔任用。但仁宗又事先给宰相打好了招呼：凡是我下发的手诏，你们不必遵行，退回来就行了。如康定元年（1040）十月，仁宗诏：“自今内降指挥与臣僚迁官及差遣者，并令中书、枢密院具条执奏以闻。”皇祐二年（1050）九月，又诏：“内降指挥，百司执奏，毋辄行。敢因缘干请者，谏官、御史察举之。”宋仁宗做不到绝不私发手诏，却明言他的手诏“毋辄行”，这便是君权的自我克制。“至和、嘉祐间，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降敕。’政府果奏无法，命遂寝。”
正史也有记载：高若讷任枢密使时，“凡内降恩，若讷多覆奏不行”；杜衍为宰相，“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嘉祐元年（1056），由于开六塔河失败，淹死数千人。朝廷派遣御史吴中复“往澶州鞫其事”，仁宗既怒且急，一再给吴中复发手诏，批示查案意见，“一日内降至七封”。吴中复带着七封手诏去见仁宗，将手诏还给皇帝，说：“恐狱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诏，乞付中书行出。”意思是皇上你有什么意见，请走法定程序，私自下发手诏，恕不奉行。宋仁宗只能表示同意，“上从之”。
宋仁宗兴趣广泛，还想当下首席**官过把瘾。“时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实，不付有司议法”，所以仁宗自己当法官，直接给这些近臣判罪。这里的“近臣”，当为皇帝身边的内侍、私臣，属于皇室家奴，谏官王贽忿忿不平，拍案而起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