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继续绘声绘色的说道：“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官员的薪俸水平，只有宰执和三司单纯依靠正俸能拿到100贯上，过比较体面的生活。即便是品级不高的地方官，一般也有四、五十贯的月俸，绢绫若干，仆人衣粮等，并且有政府补贴给地方官作为报酬的职田，这部分职田还是减免税收的，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其实就是变相发养廉银。这么看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生活得滋润。我们再降低标准，按每月30贯能勉强满足温饱看有多少人能够达到？从图表看要郎中这种五品官员以上才行。何忠礼先生在《宋代官吏的俸禄》中，引用了《长编》元祐元年的史料，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一万余人。何忠礼先生认为朝议大夫以上为正一品至从五品的大官，人数甚少，估计五品以上官员不到200人，合计全部文官共约13000余人。也就是说，在这13000余人中，只有不到200人能够依靠正俸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真是寥寥无几。当然，除了料钱之外，官员还会有其他的收入，衣赐，禄粟，各种各样的添支，以及郊祭赏赐。但这些收入是与官员的级别挂勾，品级越低拿到越少。
所以广大的低级朝廷官员就过得捉襟见肘，生活拮据，日子过得干巴巴，难以养家糊口，以县令到县簿这一级，俸禄约5~15贯，禄粟5~10石，可能会加上几倾职田，不过没有其他赏赐补贴。如王安石上过著名的奏章《上皇帝万言书》提到基层官员俸银微薄，州县官月俸七，八千钱，甚至有四，五千钱者，如不另谋些营生，难以苟阙家口，这些官员还要养妻儿老小佣人书童，艰难为生。”细观周围的王公大臣们，个个点头同意，一副若有所思，怅然若失的样子。
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所以说甚至底层官员就连我们大宋普通老百姓都不如。那么老百姓的的日收入又是多少呢？根据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提供的案例，这本书写的非常精彩无此，头头是道，论证充分，有空各位大臣们可以看看，先睹为快。书上说大约人均收入在100文上下浮动，月入3贯左右。——北宋诗人张耒的一首诗写道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山民卖柴每日可得100文；北宋淮西的佣工，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日收入100文；长江渔民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日收入也是100文左右；都昌县农妇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日收入100文左右。这是农村人日收入水平。舒州官营酒务的杂工，每名日支工食钱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资有200多文；饶州市民鲁四公，开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日收入100多文，不到200文；吴中也有两名市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每人每日也有100多文的收入；沧州一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每日收入则不到1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鄂人，任水鬻于市，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所以不管是当佣工，还是在城市做点小生意，我们大宋底层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这个水平线上下浮动。再需要考虑货币的购买力。在宋代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每日需要20文。100文左右的日收入刚好能够养活一个五口人的家庭。宋朝是高收入加上高消费的时代。不过宋朝物价相对较高，这些钱基本也只能满足一家几口的日常开销，所以底层的官员连一般老百姓的都不如。
我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仅看涨过工资的大宋高官的话，真是优厚到令全世界羡慕，枢密使级别的高官，基本工资月薪三百贯，心中暗想相当于人民币九万块，还有其他“加俸”“职田”这些多多益善的补贴收入，没有标准数额，官越大越多。知府都如此，宰相可想而知，不过凡事有利必有弊，高薪养廉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从公德方面，大部分大宋高官一生从不贪赃枉法，鱼肉百姓，刚直不阿，嫉恶如仇，政绩不错，口碑很高，有的出入为相三十载，不置私产，深受百姓赞誉和厚爱。但是从私下来说，我们大宋的这些名臣勋贵又有哪个不是挥金如土，风花雪月，纵享人生的富贵繁华呢？如果空洞的数据让大家不能直观的感受，那么我们再来说几个大宋的耳熟能详，如雷贯耳的名人，更能一见分明。
比如包拯，他当侍从官龙图阁直学士时候。根据嘉祐年间颁布的公务员薪水法规《嘉祐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我们说得基本俸禄，基本工资；每月还有若干杂七杂八的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所以包拯作为龙图阁直学士，每年有1656贯的货币收入，还有10匹绫、34匹绢、2匹罗和100两绵的实物收入。而后包拯大人鸿运登天，升官为权知开封府事，按《宋史·职官志》，包拯是开封府一把手，每月有30石月粮，其中包括15石米、15石麦。此外每月还有20捆（每捆13斤）柴禾、40捆干草、1500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包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