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层是领导者，包括官僚及贵族等等，他们的作用是把前两个阶层组织起来，从而形成集中的力量。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便成为了更上一层的第一阶层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这个社会。
在典型的华夏大一统模式下，顶层的第一第二阶层实际上是被削弱了。虽然皇帝本人确实拥有了一言九鼎的无上权力，但一个人能有效管理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最高权力从若干个国王集中到一个皇帝身上之后，这个第一阶层的总体实力反而下降了。第二阶层同样是这样，统一之后不但不再需要那么多官僚和贵族，同时第一阶层还会把他们视作威胁而不断打压，自然会萎靡不振。
对于底层的第四阶层来说，他们不用担心战乱的威胁，生活相对会好一点。但是，这种好生活在人口的指数增长之下很快会被摊薄，王朝初期还好，王朝后期人地矛盾严重，他们就会再次陷入赤贫之中，而这往往是一个王朝毁灭的根本原因。
真正受益的反而是第三阶层。他们既少了头上的管束，还不用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无谓的军事斗争之中，同时第四阶层的人口增长也使得他们有了更多的剥削对象，让他们可以终日鱼肉乡里吟诗作对，可真是过上了好日子。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士大夫了。”
他说完这一大通后，陆平若有所思，然后突然一拍巴掌，指着刚才那些昆山士绅离去的方向说道：“所以说，受益最大的就是他们了？！”
“对啊。”王泊棠感慨地说道：“看看欧洲的骑士和日本的武士，住的是什么破堡子，吃的是什么猪狗粮，能跟这些士大夫们比吗？看看埃及的马穆鲁克，一年里有三百天都得把时间花在练武和打仗上，再看看我们这边，终日吟诗作对喝酒逛楼，这日子是能比的吗？别的国家，想上位要么靠投胎，要么靠军功。唯有这边，读书读得好就能一步登天，基本替代了别家的贵族阶层，不管是交税还是出力都少多了。这多么惬意啊！”
然后他又摇起了头：“他们可是舒服了，但又是拿什么来报国的呢？朝堂之上拖后腿，战场上瞎指挥，战败了就投降？”
陆平笑了起来：“也不是没用吧，至少诗词文章确实写得不错，给后世留了不少文化遗产。嗯，丝绸瓷器之类的奢侈品也做得不错……呃，好像也不是他们亲手做的。”
王泊棠叹了口气：“如果是和平时代，他们确实也做得不错，对文明是有贡献的。但是，现在还是野蛮的时代啊。既然他们只知诗词歌赋而在军事上没有作为，那便怪不得屡屡被几万蛮族欺辱了，到时候，损失最大的又是谁呢？
所以，这个情况必须改变了。权利和义务必须是对等的，既然他们才是大一统的真正受益者，那么他们就必须为维护这种大一统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才行。现在，他们就该认识到这一点了。如果他们想维持自己的权利，那么也就该承担足够的义务，而对于现阶段来说，这个义务就是买足够的国债和缴纳足够的税赋，帮助稳住天下大局才对。”
宋朝开国以来讲求以文御武，收天下之兵于中枢，然而在古代的社会和技术背景下，这种强行征集并不能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因为落后的交通和物流条件使得地方物资和人员根本不可有效能集中到一起，从各地收缴了一百份的税赋，集中用在一地可能只有十份的效果。这与其说是集中力量，不如说是削弱地方力量以维系自己的统治而已。正是这种削弱，使得宋朝的军事实力相比巨大的体量羸弱不堪，最终导致了神州陆沉。
东海人可以用先进的武力去阻止这场悲剧，但阻止了之后呢？武力带来的控制和扩张难道不是又一次征服么？所以，他们真正希望的，是对这种模式的完全变革，让这个社会从上到下凝聚成一个整体，自发保家卫国。
如果是十年前，这还是一条死路，无论是社会环境、技术条件还是军事能力都不允许。从社会环境来说，朝廷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从技术条件来说，即使民间有意报国，可受限于交通和通信条件，多个地区之间也无法有效联络并协调，一旦放手，可能会产生混乱产生一大堆大小军阀。而从军事能力来说，就算士大夫们有心贡献保家卫国，但手无缚鸡之力的他们又能干什么？
但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临安事变后朝廷权威荡然无存，因此变革就有了可能。以报纸为代表的舆论环境的形成以及电报铁路的新技术的出现，使得大空间范围内的紧密联系有了实现的基础。而战争战术进步到火器时代之后，个人武力的重要性下降，反而人数和生产力的重要性大大上升，这正是农耕民族擅长的方向。只要适度加以推动，华夏大地上完全可以出现一个全新而强大的社会结构。
陆平终于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所以，我们要一边帮他们改革，另一方面又要让朝廷能收到足够的税，好维持稳定？”
“是啊，这是原因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