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纠正这种状态,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被彻底读歪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领培养,迁转升降,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
管理机制,就是“文”,军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定义为文官,将“武”定义成武将,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晚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李林甫唐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这才导致藩镇跋扈,战乱蜂起。
因与果,果与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军制的改革,仅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和风气相关,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都曾经说出“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这种话。
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也是风气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通文字,晓军略,善谋略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明显是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了。
国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将军,后转观察,节度,皆是军职,直到熙宁年间,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
所以说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明显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