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代城市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从理论上说是人们消费需要在数量和质量上满足的程度。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它的消费水乎都有不同层次上的差别。综合分析唐代城市中各类消费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市民的消费水平是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倾向的。
1.官员、贵族和富商们的奢侈消费
在大唐盛世的恢弘气势下，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似乎成了唐代消费水平的代名词。陈衍德先生也曾提出奢侈性消费是唐代消费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15]消费水平是由消费群体的经济能力决定的。在唐代，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决定了财富分配的不公，政治地位成为收入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因而政治地位较高的官僚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拥有着巨额财富。但随着唐代城市商业的发展，有许多手工业者或是市井商贩靠经商逐渐积累财富，有的甚至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也跻身到了高消费行列。这一高消费群体主要集中于城市，史籍中对他们的消费记录俯拾皆是。
(1)衣食日用。贵戚高官们的饮食消费可谓是穷奢极欲。他们对食物有花色、新奇和营养等高品位的追求，并且不惜为此耗费千金。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16](《补遗》)。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至极，“每食一杯羹，费钱约三万，杂宝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至三煎，即弃其滓于沟中”[17](卷下)。晚唐宰相杜琮，“人臣福寿，少有其伦。日常五餐以为常式，一日之费皆至万钱”[18](p1792)。
衣着服饰方面更是追求高贵、华丽和新异，而这也要以花费巨资为代价。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观灯时，“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12](卷3)安乐公主曾“使尚方合百鸟毛织二裙，正视为一色，傍视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以其一献韦后。公主又以百兽毛为鞯面，韦后则集鸟毛为之，皆具其鸟兽状，工费巨万。”[3](卷34《五行志一》)充分说明了当时妇人们服饰消费的高昂。
在出行方面，玄宗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革+龙]，组绣为障泥。”[16](卷下)宪宗元和年间，有蔺如宾者，劫一茶商数百万之财，“服馔车舆仆使之盛，拟于公侯”。后生一子，“轻裘肥马，恣其出入”[19](卷1)。骑马在唐代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商人骑马在唐代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往往装饰过盛，不亚于官宦。
豪贵们的日用品更是珍奇名贵。则天时，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缛，蛩蚊之毡，汾晋之龙须，河中之凤翮以为席”[12](卷3)。太平公主的玉叶冠，虢国夫人的夜光枕，杨国忠的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16](卷下)。巨豪王元宝则“好宾客，务于华侈，器玩服用，僭于王公……常于寝帐床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宝博山炉，自瞑焚香彻晓”[20](卷下)。
(2)住宅别墅。唐人在构建住宅别墅上特别费尽心思，极尽奢华，并且是一代比一代更富丽堂皇。正如史家所言：“天宝中，贵戚勋家，已务奢靡，而垣屋犹存制度。然卫公李靖家庙，已为嬖臣杨氏马厩矣。及安、史大乱之后，法度隳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亭馆第舍，力穷乃止，时谓‘木妖’。”[10](卷152《马璘传》)当时建造宅第的高消费主要表现在宅第装饰的华丽上。则天从父姊之子宗禁客造一新宅落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后犯赃流配，太平公主到其宅院察看了一番，叹曰：“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12](卷3)。连太平公主都自叹不如，可见宅院的豪华程度在当时是第一流的。玄宗时巨豪王元宝，“常以金银叠为屋，壁上以红泥泥之，于宅中置一礼贤堂，以沉檀为轩槛，以碔硖甏地面，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线穿钱，甃于后园花径中，贵其泥雨不滑也”[20](卷下)，达到了用奢华的住宅花园来体现金钱的富有程度。构建豪华宅第的另一主要表现是宅第占地面积十分广阔。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10](卷120《郭子仪传》)。在杨鸿年先生的《隋唐两京考》中，把长安的坊按面积大小分为五类，亲仁里属于第三类，“南北长三百五十步，东西宽六百五十步，面积为49.16万平方米”[21](p250)。这样看来，郭子仪的大宅约占地为今天的12万平方米，足见其气势恢弘，豪门广阔。
(3)婚丧。唐代有很多婚姻与今天的习俗相似，必须要破费很多钱财的。关于唐代婚姻的消费，我们另有专文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