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牧人的游牧生涯中，季节营地的选择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每一季营地驻牧期间，牧人也要根据草场与牲畜状况，做多次迁移。如生活在呼伦贝尔的蒙古人虽然实行四季营地，每年进行4次大的迁移，但在这各个营地的驻牧期间，还要在附近作短距离的小范围移动6d。草原上有各种移动循环，一些取决于地理环境，一些则与牧放的牲畜有关。一些部落移动得很远，一些一年只移动几十里；有的牧地包括好草与坏草，有的完全处在干瘠的草原上。畜牧学家一般将某一牧场在放牧季节内可以放牧利用的次数称为放牧频率，放牧频率依牧草的再生能力而定，再生能力强的放牧频率高；反之放牧频率低。放牧频率一般为牧草再生次数加1，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牧草在生长季节内一般可再生2-3次，放牧频率可达3-4次；荒漠地区一般只能再生一次，放牧频率为27d。因此在放牧频率越低的草场，牧民迁移的次数越多；反之，则迁移次数少。
游牧生活中的迁移，有时也与牲畜种类有关，羊和骆驼在潮湿的牧地生长不好；石灰质的土壤对马有利；含盐的土却适宜于骆驼；山羊、绵羊啃草能力很强，一直可以吃到草根，因此牛、马吃过的草地可以继续牧羊，而羊刚吃过的地方却不能再牧放任何牲畜了。游牧频率不仅与牲畜种类相关，有时也受民族的社会生活习俗影响，民国年间的一些调查证明，甘青地带的藏民、蒙民同样均为草原民族，但两者的社会家庭组织不同，移动的便利程度也不一样。藏人的帐篷，组织粗陋，架设简单，质量甚轻，容积亦小，故便于移动。蒙古包则不然，组织精致，架设繁杂，质量甚重，容积亦大，不便于移动，因此蒙人家庭的移动不如藏人便利。为此藏人游牧某地，牧草将尽未尽之时，仅用数头牛或马，即可携带家用移于另一优良牧草地方，牧草恢复得快，草场也优于蒙人牧地。而蒙人移动须用数量可观的骆驼或牛马，且其家庭组织非常复杂，移动困难，故蒙民所住的地方，几无草可牧，处于过牧状态1e。由于迁移直接关系到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到牲畜的生长繁衍，因此在游牧业中移动权比居住权更重要，移动性越强，对于保持草原生态环境越有利，对于牲畜的生长繁衍越有利。
历史上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草原民族很多，契丹人就是其中之一，与其它草原民族一样过着逐水草的游动生活。契丹历史中出现的斡鲁朵与捺钵制度就是游牧生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中的反映。《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一书的作者杨若薇通过对斡鲁朵制度的研究，指出斡鲁朵是当朝皇帝与过世皇帝的宫帐，同时也是辽王朝的政治核心，与契丹人的游牧生活吻合，诸斡鲁朵与中央官员扈从当朝皇帝斡鲁朵四时迁移。在斡鲁朵制度下，皇帝所居者谓之斡鲁朵；皇帝所至者，则称之为捺钵。对此《辽史。营卫志》有这样的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一般‘春捺钵曰鸭子河灤，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夏捺钵无常所……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南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冬捺钵曰广平淀……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於此坐冬‘2e。‘春山秋水‘的捺钵制度是契丹人游牧生活、四时迁移的写照。契丹人民追随着牲畜四时游牧，皇帝贵族则伴随庞大的斡鲁朵四时‘捺钵‘。继辽之后，四时捺钵制度为金、元两代沿行不替，至满人人关后，实行的避暑热河、木兰秋畋，仍有捺钵制度的留韵遗风。
捺钵是在游牧背景之下契丹、女真等民族上层的逐水草活动，由于捺钵的核心人物是帝王，因此四季捺钵的距离很广，可是对于草原牧民来说，冬夏营地的距离，即四季逐水草的范围却在百里或数百里之内。波斯学者拉施特在《史集》中对于蒙古人的四季牧场也作了描述，蒙古窝阔台汗春天所在之处是哈拉和林四周；夏天是月儿灭怯土草地；秋天所在之处是距哈拉和林一天行程的古薛纳兀儿；冬大则为汪古。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