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糕点，马车放行，浩浩荡荡的进了关。只要进了山海关就好办，这几乎是入关的唯一陆地通道，最难的一关就过了。
所有人都放松下来，这倒腾烟土和土匪砸响窑其实一样危险，谁要看上你这批货，和真金白银没啥两样，肯定不要命的抢。日本人可以用钱打发，山贼可不一定，幸好有二三十条枪武装自己，一般的山贼看到这些家伙，也就只剩贼心，没贼胆了。
出津十几天后，人马到了兴城县，竟然出事了。
本来就是个小关卡，给钱过境，但从进了县城就开始不对劲了，关东军调整布防，原来的旧门路不见了，新日本兵哇啦哇啦喊着日语，到处一队队的巡逻，勘察地形。周澜不能退出去，也不能出关，万般无奈，只得打算在县城蛰伏下来，使了大钱租下县衙的仓库，正卸货，不知怎么就招来了日本兵，手下的人都是土匪出身，推推搡搡间不知谁擦枪走火，然后就彻底开战了，刚换防的日本军重型武器还没到，混合着兴城县保安团的伪军，把县衙围了个团团紧。县衙还算结实，没炮轰不烂，几次往里冲都被院子里飞出的枪子挡了回去。
周澜急了，总这么憋着不是办法，总有弹尽粮绝的时候，日本人早晚会使用重武器，不需要飞机坦克，只需几发迫击炮就能把院子里炸个七七八八，县衙里的电话已经掐断了，他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坚持了两天两夜，外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好几个兄弟受了伤，人少，周澜也得往上顶，子弹不长眼，对s,he中，他的右手掌心被一颗子弹打穿，子弹带着惯性，把人从墙头上掀下来，他摔了个狗啃屎，他楞眉楞眼的爬坐起来，看看手，脑子里空白了一瞬间，有人跑过来给他包扎，他已经麻木在哒哒的枪声里。
如果投降了，未必能活，这一屋子的鸦片肯定是保不住了，这是他全部的本钱，没钱的话——他还怎么活？在他的逻辑里，钱就是命，你可以抢我孩子，但你不能动我钱。周澜一咬牙，吼了一句：“跟他们拼了，老子死了，鸦片全烧了，谁他*妈的都别想拿到手！”
三天油盐未进，一秒钟没合过眼，枪声稀疏下来，子弹所剩无几了，日本翻译在外边喊话：投降不杀。
周澜摇摇晃晃爬上墙头，伤手握枪，忍痛击发扳机，枪声又再响起，只是不再刺耳，好像离得远远的，闷声闷响，他站在墙头开枪，连隐蔽都不找，一点不害怕，做梦似的，身边的一个兄弟脑袋开了花，血崩到他的眼睛里，红色的一片，揉揉眼睛，又仿佛淡了一些，火辣辣的疼，他踉踉跄跄的爬下墙头，打开库房的门，往成堆的棉纱包上泼汽油，
他怕死，更怕没钱，走也要带着钱走。
可总有怕死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同甘共苦，终于有人偷偷打开了县衙大门，保安团的伪军一拥而入，身后是荷枪实弹的日本人。周澜被人按在地上，脸贴着砂石地面，挣扎中，额头蹭破流血，和着血的泥浆蹭得满头满身，手里的打火机已经点燃，可无论如何也扔不出去，有人用枪托砸了他的后脑勺。
周澜在晕沉中醒来，眼前是黑黢黢的屋顶，有昏黄的光从粗木桩的栏杆照进来，栏杆投影到三面无窗的水泥糙墙上——进了县衙牢房。他后脑剧痛，下意识的抬手去摸，锁链响，铸铁的手铐锁住两只手，被打穿的手掌上还有胡乱包扎的布条，和着血泥，几乎融为一体。他只能同时抬起两只手去摸，其实摸也白摸，那些污血已经分不清是后脑勺的还是手上的。
听见锁链响动，隔壁的牢房有人喊军师，几个牢房都喊了起来，声音刻意压低，带着急切。
周澜应了一声，扶着栏杆摇晃着站起来，从战斗开始他就滴水未进，此刻带着脚镣，哗啦哗啦响，牢房低矮，根本没法站直，要么低着头，要么屈着腿，他一条腿的膝盖很痛，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伤的，站不稳，索性坐回又坐回草堆里，又开了口：“我们还有多少人？”他在牢房的最里间，看不见其他牢房，鸦片肯定没了，枪肯定也缴了，现在他也只能关心还剩多少人。
“军师，我们还剩十一个人，如果算上黄胖儿和老疤的话。”
周澜哼了一声，说道：“那就等于还剩九个”，忍痛蜷起膝盖，如果不是那两人开门的话，他早就把鸦片膏子烧了，现在就不用一边等死一边还想着自己的东西落别人口袋里了。
叛徒能有什么好下场？鬼子带走那两人还能好吃好喝的供着不成？肯定要审问的，无非要看看什么身份，再要么就是想榨出更多的钱来。周澜用这些人赚钱，但也只是让他们出力，至于哪里还有油水，他们摸不清。
等鬼子发现那两个人榨不出油水的时候，一定会转头来拷问带头的人，那就是轮到自己了，恐怕是敲骨验髓的手段都会用上，包子掉进狗嘴里，就别想囫囵个的出来了。
果不其然，牢房外响动，几个黄皮日本兵走进来，这几个日本鬼子都不高，在低矮的牢房里倒也能穿梭自如，周澜想着牢房他妈的应该是给你们设计的啊，想着想着就乐了，等到日本兵解开牢房的铁链，他脸上还带着点好笑的表情，模糊的灯光